導演老闆的Wow Factor
賈伯斯逝世兩週年的某紀念文章
讀過此文,深深覺得Steve Jobs最厲害的地方是管理,他看見一個遠景,但他並不全自己去搞,而是驅動大家幫他做,因為他有這麼強大的夢想,所以他威逼利誘幾近變態,然後他搞出了市值最高的公司,但如果Jobs不死,Google應沒有現在的領導聲勢。
我深深覺得老賈是在做一場戲,他的行為就是導演,對於只有他眼中看到的遠景,他感嘆每個底下人都是白癡看不到,於是他對Jony Ive特好,因為他是少數看得見他眼中遠景的人。而一場戲在還沒公開以前當然得要完全保密,但是這個團隊這麼大,如何能夠真正保密呢?於是他就搞出了那個「全部人跟我報告」的環狀組織,他自己當所有事情的Hub。
他是個好導演,戲多叫好叫座,當然也有幾齣不太賣座的,就成他下一部片的素材。
印象中,導演總是暴怒、摔本子、教戲、坐在那裡悶聲不響...,他們就是執行長啊,而導演有很多不同的模式,如希區考克是個不發怒的導演,他擅長計劃,片子開拍以前所有文件準備妥當,現場他總是一臉無聊。王家衛是根本沒計劃,甚至沒本子的導演。當然也有Stephen Spielberg這種技術派的導演。
導演跟導演式執行長有什麼相似處?
他們深諳人性,比如Stanley Kubrick的《2001太空漫遊》,當時世界上沒人拍出那麼「像」的太空世界,當他拍出來,大家都瘋狂了。如果特效導演跟他說:「真的不可能拍出無重力啦!」,然後他就搭了太空場景但人人都穩穩走在地上,只要一個演員說一句:「本太空船已經開啟人造引力了!」即可,但效果完全不同了。
Stanley Kubrick不會在無重力上妥協,他知道什麼是「驚人關鍵」,就是「Wow factor」,否則每部電影不就是兩小時的影片嗎?但加進幾個Wow factor,戲就有爆點,長此以往,你就成了大導演。
那他們加了什麼Wow factor?
希區考克加了緊張、Stephen Spielberg加了驚悚、Peter Linch加了詭譎、James Cameron加了科技、王家衛加了色彩氣氛、徐克加了華麗荒謬的打鬥、李安加了緊密的故事線和華人專有的玄。
如果你沒有屬於自己的Wow factor,你就會變成一個沒有人記得的導演,比如Alfonso Cuarón,他拍了《烈愛風雲》、《人類之子》、《哈利波特﹣阿茲卡班》…得過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但是,沒人記得他,為何?這幾部片都符合觀眾需求、都很美、都符合出錢人的需求,但是,它們的Wow factor不一致。
當然Wow factor可能不是你的,而是硬塞的,比如張藝謀是西安鄉下的一個窮孩子,他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有美麗色彩,但那是從旅遊書裡偷來的中國元素,並不是屬於他的,他讓全世界看見以前未知的中國,但我覺得只有他不被核准而低成本偷拍的《秋菊打官司》裡面那種陰暗、淩亂才是屬於他的,才感人。我想他沒有面對自己,極力追求華麗,但最後他得到的只是俗艷,因為,就算賺了大錢,但他終究是那個西安片場的窮道具美工,他有的那種暴發戶買純金林寶堅尼的眼光不會喜歡有品味的華麗,最後造就了《滿城盡帶黃金甲》的悲劇,大導演成了三流導演。
知名導演多有被記憶的Wow factor,但不見得市場買單,侯孝賢的「異鄉人」式的冷漠疏離,蔡明亮的悲觀(如果去開發落後地區,不免會產生這種無奈地貶低,比如臺商去大陸,兩極化的評價),還有大陸導演賈樟柯的那種近於紀錄片的寫實,觀眾顯然是不喜歡,但影展喜歡,他們的TA是影展評審,求仁得仁。
坎城影展評審多看到電影的社會責任之類的社會主義觀點,比如當年《兒子的大玩偶》那種社會寫實劇情片,他的目的就是要透過小人物的觀點來表達出當時社會的悲情,幾十年後,它確實記錄了當時台灣社會狀況。
但記錄社會不見得要用悲情角度,陳國富的《只要為你活一天》,現在再看也是覺得看到當時社會的年輕人,但他的鏡頭是美的。又如《愛蜜莉的異想世界》裡面充滿了小人物的樂觀和小確幸,雖然法國不窮苦,我相信蔡明亮就算拿到法國公民,他也能在巴黎找到李連杰在《鬥犬》裡的那種妓女站街的暗巷吧!
不過,沒人想看你透過你憂鬱症的、悲憐的灰色眼鏡看到的世界,所以,這種Wow Factor只能吸引西歐富有歐洲社會主義傾向國家具有悲天憫人情懷的左派評審吧。
不論你是導演或是「導演式的執行長」,你一定能在你的管理中加入一些Wow Factor,但不能是偷來的,而是得真的反思過,放大你的強項去做這場戲(比如賈伯斯不會演一個好爸爸式的溫情執行長,他不擅長)。
Tim Cook很清楚這一點,無論他怎麼做也無法導出Stephen Spielberg式的《大白鯊》或Luc Besson的《霹靂煞》,或許小津安二郎還蠻適合他,但如果他與Jony Ive合作的Wow Factor僅是如此,蘋果終究得朝向SONY那樣的「擅長做得又小又精緻」的「清朝工匠」式終點走去﹣﹣﹣「功夫驚人,缺創新價值」。
PS:個人覺得清朝的藝術作品多俗豔,或因匠人受文字獄影響不敢鑽研學問,但只要能在橄欖核上刻一艘船或金剛經就能拿到朝廷獎賞,於是清朝的藝品很多是這樣精巧無思想的,如故宮的內繪鼻菸壺、難做的「轉心瓶」、華麗沒留白的旗人風格琺瑯彩等。其中最令人不敢苟同的就是北京故宮裡一系列慈禧太后的「大雅齋」瓷器,其與「雅」字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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